1984年劉曉慶在山西某縣城走穴演出
這一時期，行業(yè)機制遠未成型，主辦方往往要靠打通關系和人情才能勉強把演出推下去。
直到1997年，《營業(yè)性演出管理條例》出臺，明確演出主辦單位需持證經營，地方諸侯割據，“穴頭”們正式被納入合法經紀人體系。同時，演出審批權限也逐步下放到地方，演唱會主辦進入規(guī)范化的第二個階段。
這一時期，“穴頭”式的草莽操作逐步退場，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公司化運營和專業(yè)團隊的主辦方。這類公司通常與當地文化部門深度綁定，在審批流程和場地資源上占據優(yōu)勢。比如2000年，重慶天籟文化在合川市體育場落成“宏聲新世紀”演唱會，邀請陳明、解小東等歌手；同年10月1日，合川市國慶演唱會更集結宋祖英、潘長江等頂級陣容。
隨著演出市場爆發(fā)，資本與平臺型玩家大舉進入，演唱會主辦市場進入第三階段的資本時代。2010年前后，大型主辦方應運而生，他們不再是簡單的“攢局者”，而是集策劃、制作、投資、運營于一體的行業(yè)巨頭，推動演唱會主辦加速走向全產業(yè)鏈化。
當下較為知名的主辦方，如華人演藝CMC Live、羅盤文化、風華秋實、摩登天空、太合音樂、大麥、貓眼等，不僅運作單場演出，更在藝人經紀、內容制作、場館運營、票務體系上形成合力，主導市場格局。
近幾年，隨著新一代票務平臺的快速發(fā)展、功能完善，比如大麥通過“想看”等功能，以數據形式反哺內容上游，讓行業(yè)有更多數據可循，助力演出商優(yōu)化供給，穩(wěn)定售出。舞臺設備運輸和物流能力提升，加之政策逐步松綁，行業(yè)正式走上專業(yè)化、數字化的加速發(fā)展期。
四十余年間，中國演唱會主辦江湖完成了從“穴頭走穴”到“巨頭并立”的演進，行業(yè)權力結構也逐漸系統化、平臺化。
如今，演唱會主辦方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攢局者，而是成為了策劃、制作、投資、運營、票務等多方面能力的綜合體，推動著整個行業(yè)的迭代升級。
時至今日，演唱會主辦方市場上已經形成了幾條清晰的勢力線。
第一類是頭部主辦方，江湖盟主非華人演藝CMC Live莫屬。
依托資本實力與全國聯盟體系，華人演藝CMC Live已構建起覆蓋全產業(yè)鏈的文化演藝生態(tài)。2018年，該公司聯合全國21家省級龍頭演出公司組建CMC Live華人文化演藝聯盟，通過股權整合形成實體化運營平臺。截至今年9月，天眼查數據顯示，華人演藝CMC Live對外投資32家公司，控制企業(yè)達39家，大多都是演出公司。
在業(yè)務模式上，華人演藝CMC Live構建了“內容孵化—場館運營—票務消費—人才儲備”的完整鏈條。據央廣網調查顯示，華人文化旗下獨家運營的九棵樹（上海）未來藝術中心作為全國首家A級人文生態(tài)綜合劇院，累計舉辦2782余場演出，平均上座率超80%。同時依托聯盟資源，形成“自營場館+合作場地”的全國演出網絡，為巡演提供穩(wěn)定硬件支撐。
根據今年發(fā)布的《上海華人文化演藝有限公司社會責任報告》，華人演藝以全資子公司紛玩島為核心，創(chuàng)新“票務+文旅新消費+MCN”模式，聯動演出周邊與本地文旅資源拉動連帶消費，同步推行“巡演經理+”培養(yǎng)計劃，已儲備近60位復合型人才，支撐IP開發(fā)、全國巡演等全鏈條業(yè)務擴張。
據業(yè)內人士透露，華人演藝CMC Live在演唱會市場的份額已超過一半，在資金、制作、規(guī)模和運營上都處于絕對優(yōu)勢。
除了華人演藝CMC Live之外，還有一些強勁的頭部玩家。
其中，闊景音樂作為騰訊音樂集團控股公司，通過旗下廠牌潮石音樂、啟韻文化、萬象星云、昌禾文化等形成跨區(qū)域布局，同時簽約大量頭部藝人，并承辦了演出。比如今年潘瑋柏“狂愛”巡回演唱會、張棟梁第21個故事巡回演唱會就由闊景音樂全程主辦，王源的“宇宙超級無敵大狂歡”巡回演唱會由潮石音樂主辦。
相對前兩家，北京羅盤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更加老牌一些，成立于2009年，由原中演票務通總經理薛利平（2018年去世）創(chuàng)辦。公司成立5年間，便舉辦各種演唱會、音樂會、話劇千余場，汪峰、鳳凰傳奇、陳偉霆、陳奕迅、毛阿敏、張信哲等藝人都與羅盤文化有著良好的長期合作關系。2011年，羅盤文化與北京奧體中心體育館達成合作協議，成為中國第一家運營承包體育館的民營公司，尤以操作大型巡回演唱會見長。
第二類屬于藝人服務型主辦，這類主辦方深耕于某一位頭部藝人，為其提供專屬巡演服務。
比如2014年起，亞美娛樂與華晨宇的合作已延續(xù)十余年，圍繞“火星人”社群文化，開創(chuàng)“火星演唱會”這一專屬 IP。南京英麥哲文化產業(yè)發(fā)展有限公司則以“萬物安生時”“不止·是李健”等多個李健巡回演唱會的主辦身份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深耕策略。
還有的頭部藝人，自己就是演唱會的主辦。例如，去年由經紀人陶淵創(chuàng)辦的上海鵬添文化全程主辦了刀郎的“山歌響起的地方”2025巡回演唱會。類似地，周杰倫多個“嘉年華”“摩天倫”等多個巡演的主辦方杰威爾音樂和五月天的2023年“回到那一天”演唱會的主辦方相信音樂也均為藝人持股、或參與創(chuàng)辦的公司。
這些公司雖然規(guī)模不大，但憑借其深厚的行業(yè)經驗和高度的專業(yè)化，無論是在藝人形象的打造、巡演安排、資源整合，還是在日常事務的細致管理上，都表現出極高的執(zhí)行力，為藝人提供了持續(xù)的支持和深度的品牌構建。
此外，地方演出商憑借審批流程和本地資源優(yōu)勢，在區(qū)域市場中深耕多年，幾乎每個省份都有兩三家優(yōu)秀的地方演出公司。比如曾主辦蘇有朋“在多重宇宙中遇見你”巡演武漢站的影策（武漢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代表。此外，許多演唱會也會將地方場次交由當地不錯的主辦方，比如今年10月即將舉辦的張學友“60+”巡回演唱會廣州站，就由廣州禾光飛揚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主辦。
近幾年，各大互聯網平臺、票務平臺也開始參與演唱會項目。
騰訊音樂娛樂集團在今年以旗下品牌TMElive聯合 AEG Presents、Chessman 共同主辦了權志龍巡回演唱會澳門場。此外，騰訊音樂娛樂集團今年還正式開啟線上線下融合音樂演出戰(zhàn)略“超級LIVE計劃”，主辦了薛凱琪、袁婭維和GAI周延等多位藝人的演唱會。
今年，甚至連電視臺也來跨界主辦演唱會，比如浙江衛(wèi)視“藍臺”就擔任了Travis Scott在中國澳門的演唱會的聯合主辦方。
此外，票務平臺大麥也在線下演出及文化內容領域展開多維度布局，構建起覆蓋不同類型、不同受眾的廠牌矩陣，通過演出內容投資廠牌“大麥Mailive”、親子演出廠牌“酷小麥”、文化惠民廠牌“好戲連臺 等，協同搭建完整的線下演出與文化內容生態(tài)。近些年，莫文蔚、易烊千璽、法老、陸虎等藝人的演唱會均有大麥深度參與主辦。
以上這類主辦方背靠大公司，在資源和渠道上具有獨特優(yōu)勢。
這一格局也有數據例證。根據前瞻產業(yè)研究院今年發(fā)布的《2025-2030年中國演唱會直播行業(yè)發(fā)展前景與投資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分析報告》顯示，2025年一季度有5家機構演唱會主辦量達10場及以上。
其中，華人演藝CMC Live主辦演出最多，主辦了楊千嬅、林憶蓮、鄧紫棋以及毛不易等17個藝人/團體共46場演出；羅盤文化、Live Nation也表現突出，各成功舉辦了14和13場演唱會；刀郎的鵬添文化以及單依純所屬的百沐娛樂也在今年舉辦了10場演唱會。
可以說，當下演唱會主辦的格局愈發(fā)清晰，頭部主辦的規(guī)模飛輪越轉越快，單一藝人服務型主辦則憑借強內容強勢出圈。兩者各有側重，共同推動行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
翟翊對音樂先聲表示，在如今的市場格局下，真正從零起家的新玩家寥寥無幾，生存空間狹窄，市面上偶爾出現的所謂“新公司”，也大多并非真正的“新勢力”，而是老牌主辦方換殼或者原有團隊的拆分重組。
江湖喧騰，但秩序內穩(wěn)，表面上競爭者眾多，實則真正掌握核心資源的還是那幾家頭部勢力。江湖格局看似波詭云譎，實則大局盡在巨頭手中。
在市場繁榮背后，其實對主辦方的操盤能力和藝人的敬業(yè)程度、專業(yè)性要求逐漸提高，單純依賴流量的時代已經過去。
隨著“演唱會+文旅”融合的深入發(fā)展，許多地方政府積極推動“演唱會經濟”，將大型演出作為地方文旅產業(yè)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不僅加速了市場的成熟，也進一步提升了對專業(yè)主辦方和藝人團隊的要求，演出流程、制作水平與商業(yè)化邏輯正在逐步走向理性化。
另一方面，疫情后的“報復性消費”也逐漸讓市場虛火上升，不少原本沒把演唱會當主營業(yè)務的公司，甚至曾經未曾涉獵過演唱會行業(yè)的公司都聞風而動，紛紛殺入演唱會賽道，但由于缺乏經驗和專業(yè)性，他們往往低估了演唱會的復雜性。
比如，今年網紅何秋亊在嘗試自辦演唱會時，除了造型被指抄襲外，還因頻繁使用原唱和疑似假唱對嘴而受到批評，甚至出現了鹿晗、黃子韜等藝人的原聲代唱，都暴露了主辦方在經驗和專業(yè)性上的不足。
可以確定的是，演唱會主辦的行業(yè)門檻正在從簡單的“資本游戲”回歸到業(yè)務資源本身，靠砸錢野蠻生長的時代接近尾聲。如何把藝人洽談、主題策劃、演出審批、制作執(zhí)行、市場宣傳、票務銷售、輿情處理等一環(huán)不差地跑通，才是真正的核心壁壘。
AllByMusic創(chuàng)始人吳昌夏認為，對于成熟的主辦方來說，審批只是基礎動作，更重要的是把“藝人運營”作為核心競爭力。真正的較量不在于能不能把演唱會批下來、辦起來，而在于是否懂得根據不同藝人和項目的特點對癥下藥，解決各自的瓶頸。
在他看來，完整的演唱會項目進程中，不同項目的操心點千差萬別。比如偶像團體的演唱會最需要花精力管理粉絲情緒，腰部藝人項目則更關注票房銷售；而像張學友、陳奕迅這樣的天王級藝人，票房從來不用主辦方操心，最擔心的反而是藝人的健康狀態(tài)，要確保藝人安全、順利地完成演出。
如果說報批運營、風險預判是一個硬門檻，那么信任關系則是一個軟門檻，需要長線經營。
如今，行業(yè)內的頭部藝人（特別是港臺藝人），往往與主辦方之間有著深厚的信任與合作積淀。如翟翊所說，“市面上的所謂‘我能簽下某某大明星’，這種話幾乎都是騙局”，真正的頭部項目，從來不是通過資本運作來轉手或兜售，而是基于長時間積累下來的口碑與信任。
在談到藝人合作時，翟翊提到，臺灣藝人的合作團隊往往長期不變，即使在事業(yè)巔峰期，他們依然選擇回報當初幫助自己的團隊，比如五月天、張學友等頭部藝人；這類合作更多是基于口碑與能力，甚至多年來的知遇之情，而不是僅僅看中短期的利益。
因此，藝人與主辦方的關系不僅是建立在合作之上，更是建立在長久的信任與共同發(fā)展的基礎上。
而針對中腰部或新晉主辦未來的生存策略，翟翊給出的路徑更偏“長期主義”， 一方面嘗試押寶細分賽道，一方面嘗試與藝人做長線價值。
比如，可以從演唱會轉向音樂劇、話劇、兒童劇，前置引入成熟IP、搭建制作與聯營機制，提前卡位音樂劇的結構性上行周期；既要用數據與用戶畫像研判題材與城市熱力，也要倚仗行業(yè)嗅覺與早期陪伴完成藝人孵化；同時，對成長期藝人被加價挖走保持預期，把不確定性鎖進可管理的邊界內。
總而言之，當下市場，資金是敲門磚，但不是勝負手，行業(yè)也不缺錢，缺的是好項目。
主辦方過硬的業(yè)務能力、精準的市場分析、長遠的戰(zhàn)略眼光和扎實高效的執(zhí)行力，比起單純的資本投入更為重要。只有做到資金、業(yè)務兩手都硬，才能在演唱會的主辦江湖中站穩(wěn)腳跟，笑到最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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